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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中说:“惟以改过为能,不以无过为贵。”意指有错能改才是真正的能力,而不是不犯错才可贵。同样的观点,《左传》也告诉我们:“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”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面对过失,不仅要正确认识、躬身自省,还要积极行动、及早纠偏,以防小错酿成大错。
改过以闻过、知过为先。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错了,并清楚错在哪里,才可能改错纠错。《礼记·中庸》有云:“闻过而终礼”,就是说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过错,就会开始掌握行为规则,最终达到礼的境界。而做到闻过、知过,一要虚怀若谷,听得进批评;二要反躬自省,自己给自己做体检。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,曾把自己比喻为一根弯弯曲曲、身有无数疙瘩的木头,必须拿斧子劈、刀子削、刨子刨、锯子锯,经此反复打磨,愚木才可能成为有用的器具。可见晏子不仅“知过不讳”,而且“乐闻其过”。
改过以思过、悔过为要。王阳明说:“悔者,善之端也,诚之复也。君子悔以迁于善,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。”在典故“郭琇洗堂”中,郭琇由贪改廉,新任上司汤斌的严加斥责是重要因素,但从根本上说,还是郭琇本人对贪腐有悔悟之心,并以过去的贪腐为耻。这种内在因素促使郭琇痛改前非,以“洗堂”表明改过之志。事实上,“洗堂”只是表,“洗心”才是里,只有从灵魂深处悔悟到自己的过错,心无私欲杂念,才能真正完成蜕变、实现新生。
“能改其过”贵有恒。唐代陆贽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》有云:“以补过为心,以求过为急,以能改其过为善,以得闻其过为明。”大意是说:把补救过失视为初衷,把找出过失视为紧事,把能够改正过失视为完满,把得以听到过失视为清醒。其中,补过、求过、闻过都是过程方法,“能改其过”才是最终目的。明代袁黄在《了凡四训》中告诫:“务要日日知非,日日改过;一日不知非,即一日安于自是;一日无过可改,即一日无步可进。”袁黄有个小本子,每天把自认为做得不好的事记在上面,找出问题的根源,并逐步改正。刚开始,本子上记得多,后来就越来越少了。正是在这样的“日日改过”中,袁黄一生从政、著书都颇有建树。和袁黄这种“生命不息,改过不止”的精神一脉相承,谢觉哉经常和自己“打官司”,省察一言一行。陈毅“中夜尝自省”,以便“改正再前行”。焦裕禄则坚持在睡觉之前“放电影”,适时校正偏差距离。
实践证明,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,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。党员干部当时时擦拭初心,勇于刀刃向内,在工作生活中善于发现、反思、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,及早纠偏正向,真正做到“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,就坚决干、加油干、一刻不停歇地干;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,就坚决改、彻底改、一刻不耽误地改”。